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基层是保障公共安全的根基所在,基层公共安全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人民群众感受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来源。作为基层安全治理的重要对象和场景,小型场所虽然与公共空间、社区和城市具有空间上或治理内容上的关联性,但其特殊性在既往研究中并未得到应有关注。小型场所具有点多面广、风险隐患交织、与人民群众生活场景紧密相关等特征。小型场所因点多面广、风险交织且与人民群众生活场景紧密关联,其安全事故(如“6・21银川烧烤店爆炸事故”)危害显著。然而,当前小型场所安全监管面临多重困境,涉及应急、消防、公安等多部门,2018年机构改革后部门间存在职责交集、盲区与冲突,街镇层面因无消防专门机构和执法权导致消防监管“空心化”。有些应急管理部门虽在街镇通过委托执法实现了权力下放,但监督执法时缺乏消防安全专业知识。这些问题导致监管对象信息不对称、部门权责划分模糊或冲突、跨部门协同监管难以实现。2023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跨部门综合监管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有关事项的通知》,均强调明确监管责任、完善协同机制、解决“多头多层重复执法”问题。由此,亟须探索跨部门协同监管的有效路径。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被视为破解监管难题的关键路径。鉴此,该文聚焦小型场所安全监管场景,通过对A市“街道(镇)应急管理一消防一体化”的实践考察,厘清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与跨部门协同监管之间的联结机制,并回答: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素是什么?政府数字化转型如何实现从技术嵌入到组织创新的转变,并促进跨部门协调监管?
随着政府监管的对象和范围不断扩大,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产业发展等逐渐进入监管视野。王俊豪根据我国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本质差异,将改革开放前后的监管类型划分为传统管制和政府监管,后者主要涵盖产业监管、环境监管、卫生健康监管和安全监管四个领域。对于传统监管面临的职责模糊、执法资源分散、协同不畅等困境,数字治理时代以信息技术驱动监管理念、工具、模式创新,为其提供解决方案。
在监管理念上,政府监管应具备服务意涵。监管的实质是处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政府监管是公共行政和政务服务的组成部分,是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特殊形式。信息技术驱动人类认知和思维方式变化,为政府监管的“服务面向”提供新的动力和实现路径。在监管工具上,数字化监管是政府监管的一种新形态。数字化监管改变了数据和信息的生产方式和运作路径,整合分散混杂的信息资源,实现监管流程的可视化与可溯源。另外,数字技术应用促进线上虚拟空间与线下物理空间的深度融合,推动政府监管由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在监管模式上,数字化监管为传统科层制组织固有的“条块矛盾”提供解决思路。随着技术与组织融合程度的不断提高,解决路径从组织整合、机制创新转向以流程再造为基础的“平台化运作的整体性政府”。“一网统管”“城市大脑”等“数字治理界面”,具有厘清跨部门协同监管的职责边界、促进部门信息共享与协调合作的潜力。在政府与外部行动者的联动上,政府监管吸纳治理意涵,主张从“行政监管模式”转向“合作治理模式”,数字化监管为多元主体获取信息和服务、参与监管过程提供渠道。
综观既往研究,以新兴技术推动监管理念、工具与模式的多维创新,被视为实现跨部门协同监管的重要机制。然而,有研究停留在技术的“工具面向”上阐述新兴技术与跨部门协同监管的关系,或基于科层组织特质探讨其对技术的促进与抑制作用,忽略了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丰富意涵,较少在更深层次上讨论政府数字化转型何以推动监管机制创新。还有研究笼统讨论技术与组织关系,未能将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素与跨部门协同监管的内在逻辑相联结,深入探讨数据、平台与规则之间的交互作用。另外,既有研究较少关注小型场所安全监管问题,该文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
政府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逐渐融入“放管服”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时代命题。在转型初期,数字技术在组织内部的应用是简单的、浅层次的,表现为运用数字技术对物理世界重新编码与转译,进而将其迁移至“数字空间”。当迈向更为成熟的阶段,政府数字化转型以数据的获取、共享和分析为基础,以对数据的治理为机制,探索数字化解决方案以应对来自社会、政治与经济等方面的压力。可见,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实质在于促进组织内部与外部的变革。在组织内部,数字技术与科层组织的关系体现为技术嵌入并重塑组织,以及技术与组织的整合。在组织外部,数字化逻辑与科层逻辑共同作用下输出的治理行为促进组织变革。数字化转型使得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市场监管与经济调节等政府职能履行,能够同时在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进行,如“互联网+政务服务”“互联网+监管”(参见图1)。
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素包括新兴技术、数字组织形式与数字制度体系,它们之间体现为动态互构与迭代升级关系。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兴数字技术的“集成式”应用构成数字组织形式的基础;数字化模块、系统与平台是数字组织形式的具象化体现;数字技术、数字化平台与科层组织之间的互动对原有的治理理念、结构与行为产生影响,由此带来构建数字制度体系的契机,生成的新流程、新规则和新规范为机构间的协同行动提供指南。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三个核心要素是实现跨部门协同监管的必备条件,其内蕴的数据驱动、平台整合与规则重塑,有助于明晰监管底数,减少互动摩擦与推动监管变革(参见图2)。
基于典型性和便利性原则,选取A市“街道(镇)应急管理一消防一体化”(以下简称“应急一消防一体化”)实践作为案例研究对象。该案例的典型性体现为,数字化平台在“应急一消防一体化”机制的设计与运行中发挥关键作用,由此该案例不仅为我们解答上述问题提供具体场景,而且其本身也是为了推动跨部门协同监管而创新的工作机制,因此尤其适用于探索政府数字化转型驱动跨部门协同监管的内在逻辑。而该研究的可行性体现为,作者能够深入案例场景,长期观察研究对象,对安全监管实践形成独到见解。该文通讯作者于2023年7月至8月在A市应急管理局多个部门开展实地调研,多次参加项目推进、数据融合、业务培训等会议,以及各区街道的调研活动。该文第三作者深刻经历了应急管理部门的数字化转型过程,极为了解数字技术在安全监管中的应用。
2022年,A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和应急管理局牵头推行“应急一消防一体化”改革。2023年6月,安全生产委员会和消防安全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推进落实“街道(镇)应急管理一消防一体化机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要求各街道(镇))统筹安全生产、消防、防灾减灾职责和力量,组建“街道(镇)应急管理一消防一体化工作站”。2023年8月,A市所有一体化工作站挂牌运行。回溯“应急一消防一体化”实践过程发现,不断完善的数字技术与制度设施在一体化工作站的组织构建、人员整合、数据融合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进而驱动应急、消防与公安部门对小型场所的协同监管。《指导意见》明确,由应急管理部门负责推进部门间消防监管的“事项统一、数据互通、工作互认、隐患共治、成效共享”。应急管理部门在协调消防、公安、燃气公司中担任关键角色,以自建的数字化平台为基础进行多个部门的数据汇集、融合与分析。该文主要基于A市应急管理部门的视角介绍数字化转型过程。
2019年1月,A市挂牌成立应急管理局。作为一个新生的部门,A市应急管理局的组织机构建设与数字化转型呈现为同步推进的特征。A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市公安局、大数据管理局、纪委监委等部门成立项目建设领导小组,秉持“对接标准、充分利用、移动优先、错位开发”的建设思路,全面开展应急管理信息化建设。数字基础底座主要涉及政务云、电子政务外网、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公共视频联网监控平台、“四标”(标准地图、标准地址、标准建筑物编码、标准网格)、“四实”(实有人口、实有单位、实有房屋、实有设施)等。A市应急管理局历时一年建成“平台+系统+终端”三位一体的数字设施。“平台”即“一屏览全域”,通过城市安全综合应用管理平台实现对城市安全运行各类数据的可视化;“系统”即与应急管理部门业务密切相关的子系统,包括风险防控网格化、预测预警智能化、应急预案数字化、指挥调度可视化、处置资源共享化、监管执法规范化、考核评估数据化和信息交互融合化,k8凯发集团旨在实现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和应急救援的场景化应用;“终端”即满足应急管理全场景需求的“一站式”智能应用终端,区、街道、社区(网格员)通过移动终端登录平台、开展业务。
数字组织形式即模块、系统与平台等数字化应用。“应急一消防一体化”旨在厘清并整合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的监管职责,提高街道(镇)综合监管执法和基层风险防控能力。数字组织形式的应用体现为摸清数据底数、数据融合对接、生成标准数据以及嵌入业务流程。
监管部门、监管对象及风险隐患信息以数字化平台为媒介,实现从物理世界向数字世界的迁移。应急管理部门的前身是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其监管对象主要是危险化学品、工矿商贸等重点行业领域。为了贯彻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需求,应急局主动将其监管范围拓展至基层各类小型场所。应急管理局依托网格化社会治理和公安的二维码系列标准地址库,在1.2万个综合网格上叠加了“应急格”和“安监格”,网格员利用手机终端明晰城市基层安全监管的风险(源)底数、风险等级、隐患类别、所属网格。监管责任层级、行业主管部门、监管责任部门以及信息共享路径。
小型场所的安全监管部门不止应急管理一家,公安派出所、消防救援机构也负有安全监管责任,平台数据显示,应急管理部门的监管对象主要是35万家左右的小型生产经营单位,公安派出所的监管对象是1000余家三级消防重点监管单位以及5万余家场所单位,消防救援机构的监管对象主要是3000余家一、二级消防重点监管单位,消防巡查员的巡查对象还涉及23万余家小型场所单位。综上可见,三个部门的监管范围和对象,既存在交集也有冲突和盲区,交集体现为它们都涉及小型场所的安全监管,冲突体现为它们的监管范围和对象不一致,彼此之间的数据也不互通,盲区则体现为应急管理部门数据库里的30余万家小型场所未明确消防安全监管部门。
应急、消防与公安部门对于数据融合对接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消防机构使用的是全国统一的系统,数据存储在A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数据中心。数据从外部传输到本部门系统很容易实现,但数据输出要向上级部门申请。为了提高数据匹配率,消防部门建议三部门建立一个中间库,各自将数据共享至一个平台,并开放自身的电子词典。公安部门指出,他们如果往外输出数据,需要公安部门副部级领导批准。公安部门也建议三个部门一起开发一个小程序,先明确数据库,然后按照应急部门的数据标准上传数据。在实际的业务处理中,应急部门再授予公安部门登录系统的权限。对于数据共享的方式,应急管理部门指出,以上两个部门提出的方案不具有可行性,依据目前的制度规定,部门间的数据共享都需通过大数据管理局,各个部门的数据先统一汇总过去,经批准后才能实现共享。鉴于目前数据共享的制度规定和应急管理部门的数据基础,最终决定通过大数据管理局共享各个部门的数据,以应急管理部门的信息化平台为基础整合其他两个部门数据。
合理的人员配置是“应急—消防—体化”机制运转的基本前提,数字化平台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工作站人员的统一配置上,A市各区结合街道(镇)的产业结构特点,依托数字化平台提供的工业企业和小型场所数量、安全生产和消防风险状况等数据,借助“人员测算模型”科学计算一体化工作站的执法人员与辅助人员需求,据此统筹调配人员数量。基层安全监管面临专业力量缺失或不足的问题。“人员测算模型”基于每个街道的实际情况对消防、公安等专业人员力量的配备进行了科学测算。
应急管理部门依托既有数字化平台开发新的功能模块,推动街道一体化工作站认领各自的监管对象与职责清单,进一步明确监管单位与部门职责。街道一体化工作站依托平台的“单位认领功能”,对那些未成功实现自动匹配的监管单位进行手动关联匹配,同时应用“监管单位责任清单功能”,明确监管综合部门、行业管理部门、消防监管部门、燃气专项管理部门以及其它(特种设备、房屋安全、交通等)管理部门的信息。
制度基础设施是指“机构之间协调的行动、组织文化、动力和办事程序,以及一系列的组织、社会及政治规制系统”,如工作流程、行动规则。在“应急一消防一体化”运行过程,大数据管理局的数据交换共享机制和应急管理部门首创的“综研联检”机制,为跨部门的数据共享和协同行动提供了制度化渠道。大数据管理局的数据交换共享机制为政府机构之间的沟通互动、信息获取和数据整合提供渠道。“应急一消防一体化”通过大数据管理局信息中心的数据共享平台,实现应急、消防、公安、燃气等部门的数据共享与融合。按照大数据管理局的制度规定,所有业务部门新上线系统的数据必须对其共享,否则不予验收和使用,这从根本上“管死了”数据。大数据管理局由此汇聚了各个部门的大量数据,业务部门依据需求向其申请数据,或通过数据交换平台接入其他部门的数据。
“综研联检”即跨部门“综合研判、联合检查”机制,改变了监管部门惯用的行动规则与职能履行方式,以数字化平台为轴心实现线下事项整合、线上数据耦合与部门联合行动。首先,在市级层面实现应急管理、公安、消防、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年度检查计划和检查事项的线下整合,对责任清单、检查计划碰撞与融合之后,明确跨部门联合检查对象,并与区级监管检查计划相衔接;其次,对平台汇聚的小型场所单位风险源、企业基础信息、历史检查记录、企业经营状况等数据进行线上耦合,充分挖掘数据背后隐藏的风险隐患;最后,通过线下与线上的联动形成执法检查方案,执法完成之后再将检查结果反馈至数字化平台,辅助生成小型场所单位的“安全信用脸谱”,为监管部门今后的检查方案制定打下数据基础。这一机制的应用进一步重塑了基层安全监管的流程与规则。
随着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持续推进,政府各层级、各部门都已建设并运行着相当数量的通用或专属平台,也在不同程度上实现平台对接。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为机构之间的协同行动增添新的变量,其影响分化为两条路径,一是善加利用数字化平台的力量,缓解政府“条块分割”的组织性分歧;二是催生“系统主义”“以系统为壑”“系统林立”等乱象,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交织出现甚至相互加剧的“条块分割”,增加了跨部门协同行动的摩擦。在此意义上,实现跨部门协同监管要以平台整合为着力点,降低业务之间、系统之间、业务与系统之间的摩擦成本。
应急管理、公安、消防部门的系统数量、种类繁多,系统之间难以实现数据联通与功能联动。对此,理想的解决方案是秉持“政府即平台”的建设理念,实现基座、中台、服务端与平台的功能整合与界面融合,打通各层级、各部门之间的体制性障碍。不过,这一理念更加适用于新建系统与既有系统的衔接,或者在某些领域建设新的系统。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已经推行了较长时间,当前的关键或许不是在一张白纸上重新规划数字化建设,而是基于既存情境寻求一个有限范围内的“满意方案”。该案例所体现的“以业务为牵引”的平台整合,对减少跨部门协同监管的互动摩擦具有参考价值。在“应急一消防一体化”机制运行前期,应急管理、消防、公安部门基于数据交换共享平台,实现了多部门数据的对接与融合,并将数据统一归集到应急管理部门的信息化平台。应急部门依托自身平台开发新的功能模块,授予其他部门使用权限而不是开发全新的系统。在机制运行后期,省级部门统筹推进应急管理、消防部门的系统整合,要求街道一体化工作站人员使用同一个平台,并基于平台开展小型场所风险的辨识、排查与整治。
政府数字化转型通过“重塑治理结构、优化政府职能、革新治理理念,以同时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协同能力”。“应急消防一体化”实践展现了政府数字化转型对监管理念、政府职能与治理结构的规则重塑,进而推动监管变革。在监管理念上,实践实现了从“强监管”向“监管与服务并重”的根本性转变,依托数据平台对风险进行精准画像,使多部门协同执法得以避免“执法扰企”,转而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指导,从而构建起政企合作、良性互动的监管新关系。在政府职能上,数字化转型驱动了组织体系与关键行动者认知模型的创新,使应急管理部门凭借其数据优势,主动扮演“合作发起者”的角色,有效弥合了传统监管中的职责盲区与冲突。在治理结构上,变革体现为从“各自为政”到“整体治理”的演进。跨部门间关系重塑的实现逻辑在于,政府部门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构建起制度化的利益与责任机制。通过数据的统一归集、动态分析以及“安全信用脸谱”的构建,改变传统监管模式下的政企关系。
在数字治理时代,地方政府运用新技术以提升治理能力已成为推动改革与创新的关键路径。小型场所的安全事关民生,但其监管长期面临部门职责交叉、对象不清、责任虚化等问题,严重制约基层风险防控的精准性与有效性。政府数字化转型虽被视为监管创新的重要途径,但其本质并非技术的简单引入,而是需要通过转型过程中的具体策略与实践,深入考察技术对组织行为与治理模式的实际影响。
该研究以A市“街道(镇)应急管理—消防一体化”机制为案例,从技术设施构建、数字组织形式应用与制度支撑三个层面,系统阐述了应急管理部门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实践路径,及其与消防、公安等部门之间的协同互动。面对基层监管中存在的信息壁垒、行动脱节与协作意愿不足等现实困境,该机制以业务场景为核心整合执法资源,以数字平台为依托汇聚数据资源,通过数据驱动、平台整合与规则重塑,逐步实现了监管底数的清晰化、部门互动摩擦的降低及监管模式的系统性变革。
在技术与组织关系方面,既有研究多从技术决定、社会建构或互构视角出发,探讨二者间的复杂互动。该研究则指出,技术、组织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具有情境依赖性:在转型初期,技术逻辑往往在政府权威推动下占主导;而至成熟阶段,三者互动趋于复杂,需结合具体实践才能厘清其作用机制。基于“应急—消防一体化”的经验,该研究将“技术—组织—制度”的宏观框架细化为“数据—平台—规则”的可操作维度,从而揭示基层跨部门协同监管的内在机理。
该研究主要从A市应急管理部门的视角出发,聚焦于小型场所安全监管中的跨部门协同问题。作者指出,数字化建设不同于政策文本的传达与解读,其关键在于将制度目标转化为可运行的数字模块、系统与平台。此外,数字化推进依赖资源与技术能力,相较于基层政府,市级政府在此方面更具优势,因而在监管机制创新中扮演关键角色。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市级政府在数字化转型中的独特作用,深入探讨创新执行、纵向协同与技术工具的多重属性等议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