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7日晚,“政治学人·圆桌论坛”顺利举办。本期论坛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何以撬动政务服务大改革”为主题,特邀孟庆国、李瑞昌、文宏、范梓腾等国内知名学者展开深度对话。在数字政府建设持续推进的背景下,“高效办成一件事”已成为观察当代中国政务服务改革的重要切口。
本次论坛中,与会学者围绕政务服务改革的演进脉络、行政逻辑、体制机制基础、数智赋能及人工智能应用等维度,系统分析了“高效办成一件事”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并就改革推进中的堵点难点、长效机制建设、地方差异化探索以及人工智能时代政务服务的治理挑战等问题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见解。通过此次讨论,我们得以更深入地理解:这项改革不仅是政务服务领域的一项具体创新,更是中国在数智时代推进整体性治理、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实践。
智能时代我国政务服务创新的新形势与新要求——对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的粗浅思考
从中国政务服务改革的发展来看,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大体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通常被概括为“互联网+政务服务”。在这一时期,地方进行了大量探索,例如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湖南的“一件事一次办”、上海的“一网通办”。这些探索最终上升为国家统一推进的政务服务改革事项,“一网通办”的持续推进对政务服务效能提升起到了关键推动作用。国务院及其相关部门先后发布文件,对从国家到地方的改革创新进行系统指导。自2024年起,“高效办成一件事”成为政务服务改革创新的新的重要抓手。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指导意见》,成为当前统领政务服务改革的重要依据。在此基础上,中央网信办发布政务服务领域大模型部署应用指引文件;国务院此前发布的《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也明确提出要在政务服务领域探索人工智能大模型的部署与应用,由此各地纷纷开展“人工智能+政务服务”的相关探索。
从整体脉络来看,可以作一个简单类比:“互联网+政务服务”正在成为过去时,“高效办成一件事”是现在进行时,而未来的发展趋势,则可能是“人工智能+政务服务”。当然,这只是一个不一定完全恰当的比喻。基于这一背景,下面谈几个方面的主要观点。
首先,“高效办成一件事”已被中央和地方视为优化政务服务的重要任务。那么,它的核心概念是什么?以“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为例,从服务供给的部门看,它涉及市场监管、公安、人民银行、税务、社保等多个主体:企业变更由市场监管部门办理,变更后印章刻制涉及公安部门,基本账户变更由人民银行承担,同时还关联税控设备、社保信息变更登记、公积金缴存登记变更等事项。在传统“互联网+政务服务”时期,各部门搭建系统并提供网上办理渠道,但企业办理相关事项时仍需登录不同平台、进入不同系统。尽管便利度与效率明显提升,但从企业端看,体验仍呈现一定碎片化。因此,“高效办成一件事”的基本内涵在于:能否围绕企业和群众端的“一件事”,进行统筹化、集成化建设,通过统一入口、统一标准等方式,对背后各部门事项进行优化整合,使分散事项转化为企业和群众视角下的一件完整事项。“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同样如此:孩子出生后需办理多项手续,事项分散在不同部门,往往需要跑多个窗口、下载多个应用、登录多个系统,并在不同环节重复提交材料、重复身份核验。这说明办事便利性与群众获得感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国务院于2024年推出“高效办成一件事”,旨在将原本以政府部门为中心的分散事项,通过集成化方式转变为面向企业和群众的一体化服务,让“一揽子办成事”真正成为可能。
从改革理念看,这一转变意味着政务服务正从“以部门为中心”的模式,转向“以用户为中心”的“一件事”模式,以更加统筹、整体的方式向群众和企业提供服务。自国家层面推出重点事项清单以来,目前已形成五批共55项重点事项,主要是高频便民利企事项,并被优先纳入改革清单。未来,这一清单还将持续扩容。
总体而言,“高效办成一件事”试图打破原有以政府事项为逻辑的服务供给方式,把“散装”的事项整合为“整装”的服务,并转化为企业和群众视角下的一件事。其理念看似并不复杂——在既有职责分工基础上进行事项集成,通过业务协同、平台整合与数据共享,实现一体化服务。但在实际推进中,它涉及多层面的深层改革:既要打破行政壁垒,也要强化部门协同,还要推动信息共享,并伴随制度与技术创新。因此,“高效办成一件事”本质上是以“小切口”推动“大改革”,其创新意义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理解。
首先,对于群众而言,它是一项民生工程。通过这一改革,居民在办事过程中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能够得到显著提升,更好回应群众期待,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转变。其次,对于企业而言,它是一项赋能工程。企业办事效率的提升,对于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乃至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从企业视角看,“高效办成一件事”本质上是对市场主体发展能力的一种制度性赋能。最后,对于政府而言,它是一项改革工程。推进这一改革,需要打破行政壁垒、理顺部门关系、强化协同机制并推动数据共享,在此基础上,将分散事项进行整体化、协同性办理,不仅能够提升行政效率,也有助于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进而提升国家治理的水平与能力。因此,“高效办成一件事”虽是小切口,但其改革意义深远,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
自2024年以来,中央发布55项重点事项清单,地方结合实际进一步拓展事项范围:一些东部沿海地区清单事项已接近100项;而部分中西部地区,55项事项尚未完全落地。这表明,跨部门协同、流程优化、数据共享等在不同地区推进难度不一。总体看,无论线上还是线下服务,“高效办成一件事”的目标在于实现“好办易办”,但当前仍存在差距:线上服务仍需优化,线下服务质量仍待提升,其根本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业务流程仍不够优化。企业群众诉求往往涉及多环节、多部门,如何明确分工、理顺关系并实现流程重组,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第二,标准规范尚未统一。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在数据要求、材料提供、办事指南等方面仍存在差异,线上标准也不完全一致,制约事项协同办理。第三,数据共享仍不充分。关键核验数据未完全打通,影响办理效率,成为推进改革的重要堵点。第四,法治保障仍需完善。改革实践与既有依据、行业要求、惯例做法之间仍存在不衔接之处,需要制度层面优化与规范支撑。第五,安全保障不容忽视。打通平台与共享数据涉及信息安全与个人隐私保护等问题,若缺乏有效保障,改革成效与群众满意度提升都将受限。
基于此,国家层面也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提出建立常态化推进机制,重点包括五个方面、十六项重点任务。第一,加强政务服务渠道建设。线下实现“只进一门”,线上推动“一网通办”,热线诉求做到“一线应答”。通过集约化建设提升线上线下融合水平。第二,深化政务服务模式创新。“一件事”要高效办成,要求相关环节同步推进。需要持续优化模式,例如推进关联事项集成办理、容缺事项承诺办理、异地事项跨域办理,并探索“免申即享”等方式,增强落地性。第三,突出数字化赋能。依托数字技术促进数据共享,加强材料核验、分析与处理能力,为改革提供支撑。第四,推进政务服务扩面增效。夯实清单制度,在55项基础上持续拓展高频事项范围,并关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需求,增强服务供给能力,探索向更广泛公共服务领域延伸。第五,夯实政务服务工作基础。包括标准体系、制度完善、工作体系建设与人才培养等,破解推进过程中的卡点与堵点。
结合国家层面部署的五个方面、十六项重点任务,我认为其中有四个方面尤为关键:第一,找准需求点,强化事项清单管理。尽快将更多高频事项、群众和企业高度期盼的事项纳入清单,提升获得感与满意度。第二,打破部门墙,强化跨部门业务协同。“一件事”高效办成,本质是跨部门、跨层级、跨系统的协作过程。部门间能否形成高效协同的“服务共同体”至关重要。所谓从“散装”到“整装”,就是破除条块分割惯性,以用户端满意度为导向,通过数字化与线上线下融合方式实现优化重组。第三,激活数据流,强化政务数据共享。数据共享是长期议题。数据不通,业务协同难以真正实现;协同难以实现,政务服务仍会呈现碎片化与部门导向,不仅影响群众体验,也会增加行政成本。第四,夯实制度基础,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无论“互联网+政务服务”还是“高效办成一件事”,都需要数字技术支撑。数字政府建设可理解为“两轮驱动”:如果只有技术投入而缺乏制度完善与创新,两轮不同步,改革推进将受制约。因此,技术创新重要,但制度创新更关键;二者协同发力,才能更好推进改革。
在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的过程中,还需要关注技术变革带来的新趋势。中央网信办发布《政务领域人工智能大模型部署应用指引》,并组织全国调研,收集案例,其中相当比例集中在政务服务领域,尤其与“高效办成一件事”相关应用较为突出。文件对未来政务服务创新趋势作出清晰描绘,其中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数据基础极其关键。无论是“12345”场景还是“一件事”场景,既要推进数据共享,也要形成高质量数据集与语料库,以支撑事项处理、审核与核验。第二,大模型应用必须可信、可控。政务服务要求权威与准确,需要通过知识库检索增强等方式提升可靠性与安全性。第三,要坚持集约化建设,避免“模型孤岛”。若各部门各建各的,反而形成新的“模型孤岛”,不利于跨部门协同与整体落地。第四,坚持场景驱动与辅助定位。部署大模型不是为了模型本身,而是围绕实际需求推进应用。文件也明确,政务大模型应定位为辅助性工具,现阶段不能直接面对群众和企业,否则一旦出现偏差可能影响政府公信力与形象。
总体而言,文件出台后呈现一个趋势:政务服务改革可能从“互联网+政务服务”转向“人工智能+政务服务”的新阶段。从电子政务到数字政务再到智能政务,背后与技术驱动密切相关。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推进中,也需要关注技术带来的“换挡期”,思考如何通过人工智能实现换挡增效。围绕大模型落地应用,我们也总结了四个方面的建设思路:第一,建设模式从分散走向集约。“高效办成一件事”本身就是从分散到集约的改革逻辑,映射到人工智能应用层面,同样需要统筹推进与模型纳管,避免出现“模型不通”的新问题。第二,技术路线从“通用模型+检索增强”走向更专业化。在政务服务专业领域,越来越需要专业或专用模型支持,这取决于政务语料与知识积累的丰富性与质量。第三,应用场景从浅层走向深层。当前多集中在智能问答、智能生成、智能办理等功能,未来可拓展至更深层场景,使政务服务从被动响应走向主动服务,推动“免申即享”等方式更可实现。第四,治理机制从工具赋能走向人机协同。数字技术将更深入嵌入流程,形成“AI辅助人类决策”的协同服务模式,这也可能带来新的理念与范式,需要进一步认识与把握。
我对“高效办成一件事”的研究,更多集中在“一网统管”,对“一网通办”的关注相对少一些。前些年我写过一本《行政逻辑》,讨论当代中国政府治理模式。今天的分享,也是在这一研究脉络下对相关问题的延展性思考。我思考“高效办成一件事”时最强烈的感受是:这件事本身很难。如果不难,也不需要中央层面系统推动。因此我想回答的核心问题是:“高效办成一件事”难在哪里?围绕这个问题,我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
很多人谈“高效办成一件事”,首先想到的是国务院自2024年开始的系统性推动。但从“政府如何为群众提供更便利的办事服务”这条脉络回看,它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改革,而是在地方探索基础上逐步演进的结果。
最早阶段是“分散办”。每个部门各设窗口,群众需要一个部门一个部门跑、一个章一个章盖。事项越复杂、涉及部门越多,群众跑动次数就越多。随后进入“集中收”。政务服务中心设统一窗口,材料集中收取,群众跑动次数明显减少,往往最多一到两次。但窗口集中并不等于材料减少:材料仍然繁杂,群众准备成本依然很高。在此基础上推进“分散审”。材料集中收取后,再分别送回各职能部门审核。群众少跑了,但审核反馈链条长、速度慢:任何一个部门发现问题,信息层层回传,时间成本仍然很高。接下来是“集中审”。各职能部门派驻人员在政务服务中心现场审核,不再来回送审。相较“分散审”,反馈速度明显提升,因为集中审更利于部门协调,也更便于材料之间相互印证。在物理空间层面,较为彻底的一次改革是“集中批”。即设立行政审批服务局,将多个部门相关审批权集中到一个部门,实现“一个人盖一个章”。这一阶段推动了“办理一件事”向“办成一件事”的转变。但需要指出:这更多是权力集中,而不是流程系统性变革。而今天强调的“高效办成一件事”,核心恰恰在于对流程的系统性重塑。
回顾这条演进路径可以看到:在2024年之前,地方已经围绕“办成一件事”进行了大量探索,我们也能发现在实践中“办成一件事”存在不少难点,尤其是制度层面的难点。2024年这轮改革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更加强调技术手段,试图用技术撬动突破既有制度壁垒。
从2024年这轮改革的整体设计来看,其基本思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用办事“减法”换取群众获得感的“加法”。第二,通过常态化推进机制确保落地见效,包括清单动态调整、评估与监督机制的引入,使改革从试点走向常态,最终实现制度化与可落实。第三,以数据共享与技术赋能作为支撑,为流程重塑提供必要的技术底座。第四,推动改革从“办成一件事”向“治理一件事”延伸。“办成一件事”主要回应群众当下的办事需求,“治理一件事”则更多指向政府自身制度与运行层面的堵点。过去群众“办不好事”,很大程度上是制度中存在卡点,卡点被打通,事情才可能被“治理好”。
从改革推进的实际情况来看,其难点背后主要涉及以下几类结构性成因:第一,业务碎片化。政府按分工与专业化切割事务。群众眼里是一件事,在政府内部却被拆成多个事项。缺少跨部门协同与责任协调,就难以“一次办好”。第二,流程串联式。过去常见串联流程:先A后B再C,环节互为前置。任何一环卡住,整体办理就停滞。第三,数据孤岛化。系统众多、标准不一,数据多次录入且颗粒度要求不同,进一步加剧割裂。第四,供需错配化。政府理解的“群众需要办什么”与群众或企业最迫切需要办的事项之间可能存在偏差,形成改革推进的隐性阻力。
由于事项太多,所以不可能全部纳入“一件事”。在行政资源与技术能力有限的制约下,中央强调“急用先行、分批推进”,优先把群众最急需的事项纳入,并采取“成熟一批、推进一批”的方式持续扩展。一些事项暂未进入清单可能有多种原因:需求频次不足;打通成本高于社会收益;数据或业务层面存在安全风险等。
从治理决策看,将哪些事项纳入通常基于四类考量。第一,从需求侧看,是否具有普惠性,尤其看其在个人或企业全生命周期中是否属于“多数人必须办”的关键环节。第二,从供给侧看,是否属于关注度高、跨部门范围广、办理总量大的重点场景,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这里的“高频”更多是政府整体办理量大,而不一定是单个群众办理多次。第三,从战略层面看,是否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如营商环境优化、适应人口流动等。第四,从技术条件看,相关数据是否可获得、是否安全可用。这也解释了不同地区推进速度差异:技术条件越成熟,往往推进越快。
在制度机制方面,第一,明确“事”的界定方式。按照个人与企业全生命周期重组事项,把供给侧“部门事项”转为需求侧“服务场景”,从“部门怎么做”转为“公众需要什么”。第二,建立定责机制。必须明确牵头责任与协同责任,即谁牵头整合、谁参与协同、谁负责推进,否则“一件事”仍会在部门边界处停滞。第三,形成反馈闭环。对已纳入事项建立“办理—评价—整改—优化”的闭环,持续回应需求并增强治理韧性。
在技术机制方面,第一,数据结构的转变。过去多是沿条线形成“条数据”,不利于共享;而“高效办成一件事”通过“一人一档”“一企一档”等标准化数据底座,使数据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流动,成为支撑“一件事”的关键基础。第二,平台化的运行中枢。平台把能力、界面、规则与流程统一起来,使协同从“按时间节点的静态连接”转为“按平台与数据的动态协作”,推动治理结构向更网络化、扁平化演进。推进到一定程度,还能减少跨区域办事的制度摩擦。第三,算法驱动与精准服务。借助人工智能等技术推进智能审批,并逐步实现从“人找服务”向“服务找人”的转变,通过主动推送提升可及性,这对老年群体、行动不便者和事务繁忙者尤其重要。
在组织机制方面,第一,府际关系的重塑。需要从条块分割走向整体性协同,并通过线上线下联动突破空间限制。第二,平台的联合运营与持续迭代。平台需要回答“谁建设、谁运营”的问题,一些地方通过“管运分离”“政企合作”等方式,缓解政府自建自管的技术滞后与效率不足。第三,服务人员能力提升。调研中可见部分地区基层人员数字素养与业务能力尚未完全适应技术驱动的改革节奏,未来仍需要更系统的支持与政策供给。
从更深层看,“高效办成一件事”正在推动政府决策与治理方式加快向数智化转型。第一,决策体系迈向数智决策。当办理过程汇聚高价值数据时,数据不仅服务具体事项,也能反哺政策制定,使决策从经验判断转向数据支撑。第二,技术带动营商环境发展。压缩环节与时间,降度易成本,使制度便利转化为区域竞争力与招商软实力。第三,技术支撑基层治理能力。过去基层“采集—上交”多、使用少;现在,依托“一件事”的数据回流机制,上级部门掌握的高价值数据可以向基层反哺,提升了基层治理的精细化水平。第四,技术倒逼立法与执法适配。“一件事”推进会把隐藏的制度冲突集中暴露出来,形成对立法、执法与监管规则调整的压力,从而推动制度更新。第五,技术推动产业服务生态走向产业链协同。一些地区已从“办一件事”走向“办一类事”,将服务拓展到更成体系的场景组合,强化链条协同。例如,泸州市围绕白酒产业,整合“白酒出口一件事”“原粮贷”等百余项服务事项,为产业链上下游提供原料供需对接与酿造技术协同等支持。由此,政务服务开始从“高效办成一件事”迈向“高效办成一类事”,对产业链协同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第六,技术赋能数字责任全程闭环追踪。过去,一项事务究竟卡在哪个环节、延误于何处,往往难以追踪。而在全流程数据留痕机制下,审批节点、办理耗时与责任主体都能够被清晰记录,形成全景式监管,使权力运行更加透明、更加规范。第七,技术推动政务服务标准化数字化。无论是在繁华都市还是偏远地区,只要办事流程、材料清单与审批事项执行同一套技术标准,就能够逐步实现政务服务的普惠化与均等化。
首先是人机协同与安全保障。随着大模型等技术的引入,智能化服务将不断增加,但人工智能应作为辅助工具,与人工审核和决策相结合,强化数据安全与算法监管,保障隐私与安全。其次是推动服务走向普惠化与包容性。应更多关注特殊群体,通过适老化、无障碍等方式提升数字服务包容性。随着老龄化加深,“服务找人”的意义会更凸显。再次是进一步推进数据标准化建设。需要消除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语义差异,建立跨层级、跨系统的统一标准,并推动电子证照、电子印章等基础能力上升为国家统一标准,以降低跨域协作的制度易成本。从技术角度看,当前许多数据之所以难以共享,正是由于格式与颗粒度存在差异。最后是探索“未申先办”与“无感办理”。基于大数据用户画像,推动“免申即享”更常态化,使政务服务从“提出申请后办理”逐步迈向“需求尚未提出就主动提供”。
最后,我想做一个简要的呼吁。“高效办成一件事”只是政府改革的一个切入点和引擎,最终仍需推动政府各部门实现更高水平的协同。只有协同起来,政府不仅能够办理“一件事”,还能够更好地处置“一件事”,从而形成“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网协同”的整体格局。与此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数据开放与共享水平,提高数据可用度,释放数据价值。更重要的是推动改革从“能办”走向“好办”,并进一步迈向“快办”。当前很多事项已实现“能办”,但距离“好办”仍有差距,关键仍在于行业监管标准、材料与数据要求的统一。未来方向应当是在更短时间内完成办理,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高效率。
“高效办成一件事”政务服务改革是习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事项,已成为政务领域创新的重要抓手和热点议题。其重点强调以群众和企业需求为导向,通过服务流程再造,以重点事项清单推动改革常态化运行。目的在于优化政务服务、提升治理效能,提高政务服务的系统性、整体性与长效性。
第一,人民所需:回应群众需求,创造公共价值。“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意义不仅在于示范效应,更在于通过办好每一件具体事项,让群众感受到公平、信任与尊严,从而实现最坚实、最持久的公共价值。例如,在年度重点事项清单中,无论是面向经营主体还是个人的服务事项,都遵循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将这些思想转化为企业群众可感知、可触及的服务场景,政务服务变得具体而实在。与此同时,“一件事”也将宏大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细化为可衡量、可评价的民生与企业服务标准。因此,深究其本质,“高效办成一件事”既是回应群众需求的实践,更是创造公共价值的重要路径。
第二,治理所需:推动政务服务体系变革与治理能力提升。“高效办成一件事”是推动政府体系变革与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抓手。传统政务服务以部门为中心、以事项分割为基础的流程逻辑,已经难以适应复杂事项协同办理的现实需求。而当下的政务服务更加以需求为中心,这就要求推动治理体系转型,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现实中,我们仍然面临一些结构性问题:科层体系带来的事项碎片化、群众办事成本较高、流程复杂、跨部门协同效率不足,以及数据与系统分割等。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治理挑战。通过“高效办成一件事”,可以将原本分散的协同事项整合起来,以事项为单元构建跨部门办理机制,推动流程再造与服务集成,从而有效降度易成本,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因此,“高效办成一件事”既是治理转型的方向,也是治理实践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
第三,时代所需:顺应数字化与技术进步的发展趋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顺应了时代发展与技术进步。数字时代的技术赋能、人工智能与智慧治理的发展,对可持续创新、系统创新与智能响应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催生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这为新时代政务服务改革创新提供了新场景与新议题。如今,数字基础设施不断成熟,智能技术深入应用,数据要素价值持续释放,为“高效办成一件事”提供了重要的体制基础。广泛的网络普及、数据归集与系统互联,使跨部门协同成为技术上可行的现实;人工智能、大数据与云计算的发展,使自动化、个性化与精准决策成为可能。数据要素的价值进一步推动“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以系统核验替代重复提交,促进减材料、减环节、减时间的实现。因此“高效办成一件事”正是顺应时代发展与技术进步的重要产物。
以广东佛山“秒报秒批秒付”的实践为例,这一案例以财政补贴事项为切入点,通过政务创新实现群众无感申办、系统自动审批、资金直达账户的全流程重构。在治理端,申报、审批与支付环节通过数据自动抓取与匹配完成,大数据核验替代人工审核;在制度层面,各部门制定标准化事项清单、明确办理时限,并将流程嵌入平台运行,同时引入时效、服务质量与群众满意度等绩效考核指标,从而以机制保障改革落地。
这个案例说明,“高效办成一件事”并不是单纯的流程优化,而是数字治理对政务服务体系的系统性嵌入与多维重塑。其核心指向在于:服务导向、技术支撑、资源协同与制度整合。
在服务导向上,政府不再只关注职能是否履行到位,而更加重视价值牵引——是否回应人民需求、是否创造公共价值。在平台支撑上,也从“功能集成即可”转向数字协同,通过架构升级、流程联动与组织优化,提升整体运行能力。在资源协同上,由静态分散走向动态调配,更强调统筹整合与闭环治理。在制度整合上,进一步统一服务标准和规范运行机制。
“高效办成一件事”是一种由数字治理牵引的系统性重塑过程,其运行机制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二,技术赋能下的服务集成机制。依托平台开展事项集成服务,设置“一件事”办理专区,打造精细化与个性化场景,推进并联审批,实现“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显著提升服务便捷性与效率。由此,技术赋能成为改革的重要基础,它打破了传统政务服务中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部门壁垒,推动政务服务由部门分割走向系统整合,逐步构建统一、系统、整体的服务体系。需要说明的是,这类转型并未依赖大规模机构重组,而是通过技术赋能实现服务集成,这是一次重要的治理方式创新。
第三,资源整合与部门协同机制。“高效办成一件事”通过构建数据互联互通、平台对接与供需动态匹配的协同体系,实现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域的数据流通。基础数据一次填报、动态更新、多方使用,统一平台打通分散业务系统,形成省级统筹、市县共用的“一网通办”。最终,构建起数据驱动、前端感知与需求匹配的闭环路径。这说明,高效办成一件事不仅是技术创新,更是资源整合所带来的治理能力提升。
第四,动力激发与问责激励机制。改革的可持续推进,依赖于多层级、多主体的责任与激励机制。通过内部考核与外部评价的“双环驱动”,将行政审查与社会监督结合,在绩效评价与服务质量之间形成联动,倒逼政务服务效率提升,实现“事前可测、事中可控、事后可追溯”。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政务服务实践成为一项“必须干成,而且按时干成”的任务,有效推动改革落地。
立足宏观理论视野,“高效办成一件事”源于中国治理情境,体现中国改革逻辑,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讲好中国治理故事、传播中国治理声音,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所需要回答的一个重要命题。“高效办成一件事”以人民为中心,强调系统观念与整体政府理念,通过主动协同与跨部门资源整合,破解部门分割、流程复杂和群众办事难等本土治理难题——这些同时也是全球普遍面临的问题。因此,中国通过自身治理实践与治理智慧,正在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演进的治理方案,具备与世界展开对话的价值。这一推进路径,从重点事项清单,到中央部署与地方实践,再到试点探索与全国推广,形成了不同于西方范式的制度经验与实践案例,也构成中国治理话语的重要内容。面向未来,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本质上是让“高效”成为政务服务的常态,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支撑,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聚焦“体制基础与机制创新”,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导向:“高效办成一件事”既是一种服务目标,也是一种政务服务业态,更是一种公共价值的具体体现。它不仅强调“办成”,更强调“高效”与“精准”,体现了从部门牵引向群众需求牵引的深刻转变,这是新时代政务服务的重要创新。同时,“想做”之外,还要“做成”。技术支撑、平台赋能、数据打通与要素集聚,使改革具备现实可行性;而流程可控、责任可担、机制可激励,则确保改革真正运转起来。因此,这既是价值牵引的结果,也是要素支撑与机制保障共同作用的产物。
展望未来,时代的发展既赋予公共管理更多责任,也提供了创新的源泉。“高效办成一件事”正在成为新的实践领域和研究议题。如何以理论回应实践,通过案例与数据总结经验,是公共管理与政治学界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
我今天的汇报主要聚焦于:数据赋能在“高效办成一件事”中的角色,以及这一过程可能带来的治理挑战与制度路径。同时,也会结合当前全球其他国家的一些实践来展开讨论。
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范式下,未来很可能走向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深度赋能。从历史角度看,数字技术从电子技术、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不断迭代,对政务服务持续产生影响。也因此,数字赋能政务服务本质上是一个动态演化过程:随着发展环境变化,数字技术在政务服务中的角色不断调整,大体可划分为若干阶段。
最早的阶段可以称为“线上展示”阶段。数字技术主要用于信息公开与发布,如服务清单、材料要求、流程、时限等。其核心特征是政府到公民或企业的单向信息流,强调覆盖面与颗粒度。随后进入双向互动阶段。公众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政府网站等渠道提问、表达诉求、提供建议,甚至完成一些基础互。在这一阶段,更加受到关注的是政府的回应性与便利性。第三和第四阶段则以整合为核心。一般而言,这种整合遵循“先纵向、后横向”的路径。最初,各类业务系统往往依托条线建立,从中央贯通至地方。这种纵向整合在当时具有必要性,本质上就是依托不同业务领域构建统一的信息渠道,以提升国家统筹与管理能力。但如果整合仅停留在纵向层面,就容易形成由管理导向向服务导向转型的障碍,因此必须在纵向整合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横向整合——打通分散在不同条块中的业务系统,在省、市、区等层级构建统一的对外服务平台。可以说,纵向整合奠定的是“政务生产”的基础,而横向整合则指向真正的“政务服务”。进入“互联网+政务服务”阶段后,一站式平台建设成为重点。通过“一网通办”、并联审批、流程再造、系统互操作等机制,把纵向整合与横向整合叠加起来,其背后理念是用整体性治理回应公共服务碎片化问题。一站式模式本质上形成“前店后厂”的协同:前端统一对外,后成整合支撑;核心转变是从部门导向转向需求导向。过去条块分割下,群众与企业不得不在多部门、多系统间穿梭,信息不对称甚至催生中介依赖;而统一平台把后台系统整合到共同前端,从而真正实现以公民需求为中心的政务服务。
从政策与治理逻辑看,“高效办成一件事”可以理解为:既是对“互联网+政务服务”的继承延续,也是顺应新形势的系统性突破,体现了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的持续迭代。其继承性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并把部门视角的“事项便利”进一步提升为群众视角的“一件事便利”。其创新性在于更主动拥抱新技术,尤其以“人工智能+”作为动力引擎,尝试以系统集成思维推动政务服务在更广阔的治理空间中创造进阶式、增值化价值。
我认为:数字赋能政务服务从“互联网+”阶段走向“人工智能+”阶段,至少呈现出三个比较突出的演进趋势。
第一,服务理念与方向变化:从整体性治理走向“共同生产”。在整体性治理基础上,政务服务吸收公共管理中的共同生产要素:企业群众不再只是服务对象,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服务的协同供给者。通过“好差评”、纠错入口等渠道,让公众更深地参与到服务优化中,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的转变。
第二,服务模式变化:从被动交付走向主动直达。服务从“你来我办”拓展为“主动触达”,对应“无站式政务服务”的探索:预享服务、无感办理等降低隐性行政负担,减少学习成本、心理成本与合规成本。传统一站式仍要求用户主动触发服务,而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支持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需求进行预判,把“找信息、找入口、找流程”的隐性负担降下来。
第三,服务目标变化:从高效办结走向价值共创。在“高效办成一件事”阶段,流程性办结不再是终点,而是价值性服务的起点。办完之后,还希望创造进阶价值:既包括满意度与获得感,也包括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赋能(如优化营商环境)。因此,政务服务目标从基础供给升级为集成服务的价值共创。
这一变化也与“从一站式走向无站式”的研究讨论相呼应:无站式阶段不仅需要数据收集,更需要形成整合式存储与平台化支撑,并在服务使用上从被动走向主动与预测。实践中,我们也较早观察到一些主动式服务探索,例如“免申即享”“出生一件事”等,体现了政务服务的增值化方向。
在“高效办成一件事”过程中,数字赋能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服务不止于交付,更要对内对外挖掘公共价值空间,推动价值共创。顶层设计中也出现类似表述,如强调定制化、套餐式、模块化服务场景,不仅“一件事”,还可探索“一类事”;强调精准化、个性化的优质与衍生服务。其底层能力支撑来自数字技术带来的个性化、集成化、无感化、定制化。从地方探索看,数据要素赋能增值服务大体可归纳为三条路径。一是自身利用:服务政府治理,发挥数据工具属性;二是社会化利用:面向公众提供创新、普惠共享服务,例如数据开放基础上的公益化利用;三是商业化利用:发挥数据要素属性,更多涉及公共数据授权运营、面向市场主体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其中较典型的“无站式”实践,多属于基于自身治理的增值服务:从被动办理转向主动服务与服务预享。
增值化与智能化也伴随风险。经典讨论集中在AI伦理隐忧:价值嵌入、黑箱、系统自主性、人机协同等。当把讨论放入政务服务与公共治理场景,结合实践观察,至少有四类问题值得关注:决策主体性、算法透明性、数据有偏性、隐私安全性。我用四个国外的案例作简要说明。
第四,透明性问题。例如美国密歇根州的失业保险局,曾用算法进行失业救济资格的智能审核,但由于运作不透明且缺乏监管,在2013到2015年间出现大规模误判。最终经历多年诉讼,该局向受害者赔偿超过2000万美元。可见,很多系统性问题的“滞后暴露”,往往与透明性不足直接相关。
上述挑战并不意味着要限制技术应用,而是提示我们应当以更好的制度安排促进技术的规范化应用。我们在相关研究中曾提出从理念、伦理、政策、组织到管理创新的一套治理框架。将其放到政务AI领域,至少可从四个维度展开。
总体而言,过去十年关于AI的讨论中,产业发展被强调较多,而政府应用与治理监管仍有提升空间。在这种背景下,“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场景与路径:以应用促发展、以治理促应用,进而更系统地探讨数字赋能政务服务的优化方向。
在强调全国统筹的背景下,应如何在“一件事”清单上平衡中央统一规范与地方差异化需求?
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通常是中央先出台总体政策,地方再制定配套办法。“高效办成一件事”领域亦是如此。截至2026年1月12日,中央层面已发布55项“一件事”重点清单,这些事项大多属于全国范围内的高频事项,具有基础性和普遍性。同时,在每次发布清单时,中央都明确鼓励地方结合本地实际,探索制定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特点的特色事项和高频服务事项,在更多领域、更大范围内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因此,这一制度安排既确保了全国层面的统一部署,又为地方和行业部门预留了制度空间,使各地能够因地制宜拓展改革内容。
可以将这一机制概括为“1+X”的清单体系。“1”是指中央推出的基础性清单。这些事项具有兜底性和普遍性,各地在执行过程中不能打折扣,也不能随意变通,必须确保全国范围内落实到位。在此基础上,“X”则指地方在依法依规前提下,根据本地实际拓展的清单事项。地方可以围绕特色领域和现实需求增加高频事项,这些事项在颗粒度上更贴近地方和行业具体情况,有助于增强改革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相关清单需履行备案程序后方可实施,以确保整体协调。
总体而言,这种“1+X”机制体现了我国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贯原则:在统一规范框架下保留灵活空间,实现统筹与差异的平衡。这一原则,也在“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实践中得到了具体体现。
从公共行政演进的视角看,“高效办成一件事”是在修复传统科层制导致的治理碎片化,还是正在推动形成一种以“事项”和“场景”为基本单元的新型政府组织逻辑?是否有可能成为下一阶段政府治理范式转换的一个标志性实践?
“高效办成一件事”更重要的意义,可能在于它正在推动一种新的政府组织逻辑生成。先把背景拉开来看:传统科层制之所以长期存在,并不只是惯性,而是因为它建立在物理世界的组织条件之上。要把分散的人组织起来,就必然要处理管理幅度与管理层级的关系,因此即便学界屡次提出“摒弃科层制”,在现实中也很难彻底绕开它——这不是“不想改”,而是物理世界下仍有结构性理由支撑科层形态。
但数字政府把组织与运行带入“数字世界”。当政府从传统形态向数字政府转型时,组织不必完全沿用物理世界中“部门—层级—条线”的方式,而可以更多以事项和场景为单元来组织与配置资源。换言之,“事项化、场景化”的组织方式,可能逐步成为数字世界里更匹配的政府组织形态,而“高效办成一件事”正是这种转向的重要抓手。
至于它是否可能成为下一阶段治理范式转换的标志性实践,我认为有可能。回顾过去多轮政务服务改革(如政务服务中心、审批服务局等),主要解决的是横向协调——部门之间如何协同,本质仍在“部门政府”框架内整合。而这一次中央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更触及纵向协调这一关键难题。在中国这样的单一制、多层级治理体系中,中央与地方需要行动一致、步调一致,纵向协同历来更棘手,也更接近科层制最难处理的部分。
现在,“高效办成一件事”借助技术手段,以事项与场景为抓手,在制度与技术的结合点上推进纵向协同。它不仅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治理具有特殊意义,也为理解政府组织形态的演进与未来治理范式变化提供了更普遍的研究价值,值得继续深入思考与研究。
当政务服务越来越依赖智能系统时,未来是否可能出现一种“去中介化”的政府形态——即公民直接面对系统而非官员?如果出现这种趋势,行政责任应如何重新界定?
整体来看,我认为我们确实应当积极拥抱政务AI和各类智能化系统,但关键在于把握一个“度”。在可预见的阶段内,智能系统更可能以辅助性的角色参与政务服务,而不是完全取代人,形成彻底的“去中介化”形态。
第一,从政府侧来看。此前我们在地方调研时曾讨论过一个问题:如果把大量政策问答、咨询事项都交由大模型或政务AI来处理,不依赖人工是否可行?实践者当时提出一个非常关键的判断——在企业应用场景中,准确率达到95%或98%已经是非常优秀的水平,但在公共服务领域,哪怕是2%的误差,都会被放大为严肃的治理问题。因为一旦涉及公共利益分配、政策咨询甚至行政决策,误差不再是技术问题,而是责任问题。以人口规模来计算,哪怕2%的偏差,放到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服务对象中,受影响的人数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绝对数量。因此,在公共治理场景中,政府决策者会更强调由AI扮演辅助角色,而非完全替代人类判断。
第二,从公民侧来看。即便技术不断进步,智能系统仍然存在性能与理解能力的边界。更重要的是,公共服务本身并不只是“信息传递”或“事项办理”,它还包含情境理解、情感回应与个性化沟通。我们常说,服务不应是冷冰冰的,而应当是有温度的。所谓“有温度”,其核心仍然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之中。技术可以提升效率、优化流程,也可以为决策提供支持,但在涉及解释、安抚、协调甚至价值判断时,人依然承担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综合政府侧与公民侧的考虑,我认为,“去中介化”的政府形态在现阶段仍然是一个较为遥远的图景。与其讨论是否彻底去中介化,不如更现实地讨论:政务AI应当以怎样的“度”介入政务服务过程,如何实现人机协同,而不是人被替代。这或许比“是否去中介化”本身更值得我们深入思考。